即此本务，人们不难解读体认出最能表征天地之所以为天地的本然盛大无上的好生之德，而这就是天地之心。

也就是说，虽然王弼与程颐同属易学中的义理学派，但程颐倡导的义理却与王弼主张的义理不同。程颐对王弼以老庄解《易》倾向的批评，同时表明他与流于道教，以图解《易》的周敦颐的治《易》路数不同。

与二程总的以义理解经的经学思想相联系，程颐在治《易》的过程中，以义理解《易》，直接从《易》书中发挥义理，认为《易》是载道之书，天理、天道便包含在《易》之中。揭示了程颐以义理之学批评象数之学的立场。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另一方面，朱熹又对程颐易学所阐发的义理与经文本义相脱节，提出了批评，指出《易程传》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易》之义，天地之道也。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就易学而言，是指理与象的关系，理是体，象是用，象在体中，所以叫 一源。朱熹以义理思想为指导，重本义，重象数，将义理、卜筮、象数、图书相结合，把宋易之义理派与象数派包括图书学统一起来的易学思想的提出，是对中国易学史上先前思想资料的吸取、借鉴、继承、扬弃和发展，亦是对宋代易学的总结和发展。他的个人身世与诗文所体现出来的忠义激烈[2]的人格特质，一开始就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在湖湘文化史上，王船山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湖湘学人，他的精神气质更加具有湖湘地域文化的根基，特别能够激发湖湘人士的桑梓之情，故而王船山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有学人所说：他是一位虽与灰俱寒而不灭其星星之火、虽与烟俱散而不荡其馥馥之馨的真豪杰。王船山有着与屈原同构的精神气质，首先是因为他们有着相同人格原型的先天条件。一方面，王船山出身于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诗书之家，他从小受到礼乐之教的熏陶，并在被称为形成潇湘洙泗、荆蛮邹鲁文化格局的岳麓书院学习，故而形成了人以载道，道因人生的儒家人文信仰与道德理性，他成为两宋以来中原文化南移以来最有成就的儒家学者。

王船山平生遭遇之苦，为常人所不堪，却从未被命运压垮。生之与成，抑固然之筹画。

[7]【明】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8，《船山全书》第10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108页。他赞扬豪杰之士说：介乎时之所不可僻，义有尤重，则情有尤挚，捐躯命，忘宗族，以趋其千金俄顷之几，而名之荣辱、世之褒讥举非其所恤，即所谓非常之人矣。自此，民族愈益式微，此非我辈今日之殷鉴耶？[4] 王船山根据明末社会的变迁，对圣贤气象作出了新的诠释，修正和发展了宋儒的圣贤气象。所以，后世的湖湘士人通过考察他的人生轨迹、阅读他的诗文著述，逐步接受到他的文化影响。

[2]《大行府君行述》，《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76页。所以，船山与屈原的精神气质有着十分鲜明的同构性。[5]王船山提出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其实也就是说，只有具有了豪杰精神的人才能成为圣贤，没有豪杰精神的人是不能称为圣贤的，豪杰能够卓然兴起，具有非凡的气慨和独立的人格，能够以天下为己任，救人道于乱世。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王船山 。

[6]王船山自题其墓志铭首句即为：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生死死生，成败败成，流转于时势，而皆有量以受之。

所以，我们在王船山的《楚辞通释》中读到他对屈原人格的种种阐发、辩解、赞扬，认为屈原忠爱之性，植根深固，超然于生死之外，既达生死之理，则益不昧其忠孝之心，不屑与小人驰鹜争胜者，已之秉忠贞而对贤于国，故可任性孤行，无所疑惧也等等，这既是船山针对汉宋以来出现的对屈原的诋毁、微辞，而努力重新评价、塑造一个士大夫道德典范，也是他对自己身处君子之受摧残的黑暗时代，却能够坚持任性孤行，无所疑惧、超然于生死，最终秉忠贞而树贤于国的表白。至明代，这种向内追求得圣贤气象的风气广泛流传，至明中叶以后，人们对心性之学的谈论和热衷，远高于对治国方略的重视，以至于明亡后，许多学者将责任归咎于程朱之学或阳明心学。

[9]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7-378页。船山特别推崇张载的学问，对张载之学有深入的研究，曾著有《张子正蒙注》，他不仅在学问上继承张载之学，在人格践履上更是将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教为指南，以天地、生民为己任。同样，王船山的精神气质也充分体现出宋明以来南北文化融合的特点。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王船山作为一位受到后世普遍敬仰的乡贤，更加深入地感染、激励、影响着湖湘士人群体，对湖湘士人的人格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诠释船山人格精神，亦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事异时移，功不蕲成，而或操清议以纠其后，此流俗之论所为龌龊而不足道也。[3]【清】颜元：《习斋四存编·学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0页. [4]熊十力：《十力要语》，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第178页。

[8]《船山公年谱》，《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94页。这一切，充分地反映出地域文化传统与精神气质的继承性与影响力。

一旦他们身处破国亡家的严重社会挫折与人生境遇时，他们精神气质中十分类似的任性孤行、顽强不屈特质就凸显出来，成为一种精神气质同构的奇特现象。王船山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逝世时，尚未为士林所了解，故而默默无闻。

……其人格，其思想，皆如‘孤月之明，炳于长夜，令今日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生无限敬仰之情。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9]王船山人格精神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德理性与气质血性，其实这正是中原儒家文化与南方楚蛮文化的融合。但是，宋儒所倡的这种内圣型人格，既没有拯救宋代社会和国家的危亡，也没有拯救明朝的统治，更没有为万世开太平，在现实人生中，反而显出士大夫迂阔空疏的人格特征。

在王船山一生艰苦奋斗的人生历程中，在他所留下的数千万言的著述中，人们可以发现他本人同样体现出合道德理性与刚直血性的人格精神。屈原一生的心路历程、情感经历、思想世界，全部凝结在他的诗歌作品中间，屈原通过自己留下的大量楚辞作品，感染、影响、塑造着王船山的精神人格。

[5]【明】王夫之：《俟解》，《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79页 [6]【明】王夫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船山全书》第5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607页。[7]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王船山的豪杰精神就包括了一种刚直的气质、血性意志在内，融入了南方楚蛮文化。

深谙儒学的熊十力说：孔子内圣外王的精神，庄子犹能识。败而知有可成，则成而抑思其且可以败。

因船山之子王敔入得湖广学政潘宗洛的慕府，潘得船山先生之书而读之，十分赞叹，故为船山先生作传，并允船山先生以乡贤入祠。一方面，王船山继承了儒家道德理性的人格精神，时时表现出关怀社会、心忧天下的人文志向。夫之先生的船山之号，即取其家乡湘西草堂对面一座状如覆船的石山即船山，他十分喜爱石船山那种顽强、孤独的品格，故而以顽石自喻而写成《船山记》，他在记中写道：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顽石也，而以之名。而王船山则通过阅读、注释屈原的楚辞作品，在重塑屈原的精神人格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的人格精神。

再到晚年誓不剃发、不易服、不出仕直至最后全而归之。探讨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形成，必须重视湖南地区的乡贤典范对湖湘士人精神气质形成的影响。

船山立身之坚决，气节之刚烈，在晚明的遗民中也是不多见的这样，宋代儒学的学术教育出现一个重大变化，即大量地域化学派的出现，形成学统四起的局面。

儒、法、道、佛等流派既是不同士大夫的价值信仰、生活实践的思想之源，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甚至是主导着国家层面的思想意识。这一新的儒学形态必须能够满足新时期的不同需求，故而要吸收其他流派的学术思想。